杜拉斯 | 作家是内心阴影的残缺者缝补者
玛格丽特·杜拉斯（Marguerite Duras），二十世纪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情人”，同时也是二十世纪法国最具影响与个性的作家、电影编剧、导演、戏剧家。
杜拉斯1914年出生于法属印度支那，父母都是小学教师，因轻信宣传而背井离乡来到殖民地寻求发财机会，但没过多久，杜拉斯的父亲便过世了，全家3个孩子靠着母亲微薄的薪金过活。残酷的童年生活和殖民地经历成为杜拉斯生命的底片与创作的源泉，19岁她回到法国求学，获巴黎大学法学学士和政治学学士学位。
二十九岁时，杜拉斯以小说《厚颜无耻之徒》开启了她的文学生涯，七十岁那年，其自传体小说《情人》荣获1984年法国龚古尔文学奖，长达几十年的创作人生中，除了写小说，她还涉足戏剧和电影，获得过法兰西学院的戏剧大奖，不仅写作了《广岛之恋》(1960)、《长别离》(1961)等优秀的电影剧本，而且从1965年起亲自担任导演，从创作《印度之歌》(1974)开始，每年都有一两部影片问世。更传奇的是她的人生，即使是七十多部作品、近二十部电影、数段传奇爱情也难以完全定义……
今天这一期，我们来看杜拉斯聊写作。
为什么写作
问：您为什么写作，玛格丽特·杜拉斯？
杜拉斯：每次采访人们都会问我这个问题，但我从来没有找到满意的回答。每个人都会有写作的欲望，不是吗？作家与其他人的唯一区别便是前者写作，发表，而后者只会空想。从辩证的角度看，对作家唯一准确的定义就是：一个发表作品的人。但也有不少人终其一生都想创作小说，却总是止步不前。
问：可能他们没有时间？
杜拉斯：不。这是个坏理由。人们不能以工作繁重为借口，把写书的计划无限期地搁置。事实上，他们并不是真的想写。
问：普鲁斯特年轻时不也是如此？
杜拉斯：是的。但他的作品就摆在那里。他写了《追忆似水年华》。
童年，是我一切灵感的来源
问：有没有某些事件促使您开始写作？
杜拉斯：战争……战争的无谓。但这一恐怖事件从未成为我任何一本书的素材。我的第一部小说《厚颜无耻的人》灵感来自童年。这部小说出版后，我十分高兴。它写得很糟糕。在《抵挡太平洋的堤坝》中，我完全摆脱了我的童年。此外，这部作品给我带来了很多痛苦：我想谈论我的青春，仿佛那是别人的青春。
问：除了童年，您人生的其他时期有没有成为某部小说的灵感来源？
杜拉斯：没有。除了童年，再无其他。此外，这一生命阶段对我的意义也不比其他人的更重要。但作家之所以不停地谈论童年，那是因为它是我们生命中一段极容易受影响的时期。对儿童来说，所有事件都是极度不公正的，它给我们造成了持续一生的创伤。没有童年，就不会有精神分析。
15岁的杜拉斯
普鲁斯特教会我阅读
杜拉斯：最重要、最关键的教诲，正是普鲁斯特的存在。在当今世界，他竟能如此全身心投入。无论是空间上，还是时间上。
总之，在我看来，这就是一切。这是最本质的。假设一个人只读一部作品，也就是普鲁斯特的作品，可以想象他会从这部作品出发，投入写作。他会被感染、被照亮，但猛然间照亮他的，是他自己，是他自身的存在，是他精神的力量和清醒。他呼喊：“在我周围，在我身上有这么多事情，我却从未注意！”
正因为如此，我们对普鲁斯特感到熟悉，他的话尤其适用于所有作家。普鲁斯特谈论看不到自己生活的艺术家，说这是因为他们不想弄清楚生活；他说，这样一来他们的过去便充斥着无数毫无用处的陈词滥调，因为他们未能培养智慧。
确切地说，在普鲁斯特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是离奇的；斯万（Swann）不是，阿尔贝蒂娜（Albertine）不是，甚至令人惊愕的帕拉墨德·德·夏吕斯（Palamède deCharlus）也不是；令人惊叹的东西在别处。
它存在于所有人共同谱写的交响曲中，这还要归功于使他们活跃起来的生动文笔。总之可以说，普鲁斯特的教诲，在于形式的透明，人们可以自由来去，还在于形式难以破解的复杂。最重要的信息，或者直接说信息，最重要的教诲难道不是来自一种十分重要的且不断发展的悲观主义吗？
问：在构思上，普鲁斯特教会了您什么？在这方面，他使您取得了怎样的进步？
杜拉斯：就我个人而言，他教会了我阅读。我读他的书读得晚，在我开始写作之后。但是，在教会我阅读的同时，他也势必会教我写作。也就是说，避免用他不会采用的方式写作。
例如，正是因为他，我在重读纪德（Gide）和佩吉（Péguy）时，会用与第一次阅读时完全不同的目光看待他们。丝毫不怀善意。他让我知道辞藻华丽浮夸的作家是多么可恶，知道文学存在谎言，知道那一直是说教。
他让我知道精神的引力只有一个方向，那便是作者的良心，只有如此，上帝创造的世界才会运转。失去了良心，便不会运转。如果作家将自己的良心与别人告知或传授的虚情假意混为一谈，那么，不仅他的作品会缺乏和谐，而且他自己还丝毫意识不到。说到底，他主要教给我的，是个人的错误。这种错误很严重、很离谱，但只是个体的错误。他教会了我怎样结尾，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行；他教会了我某种客观的结尾；既主观，又客观；但他也告诉我，不惜一切代价的客观是愚蠢的；空想，会让人知道作者多么悲惨。
他还教会了我什么？如果感情的表达引发了判断，这是因为表达本身使人有可乘之机；在表达某种激情时，只要这种感情出现，并令人震惊，而且表现出大胆，那么它就是傲慢的、无耻的。当一种感情很伟大时，观众便不会判断它是否适宜、是否恰当。
作家笔下的人物，会掌控自己的命运
问：我想看看您是如何工作的：您的句子呈现出一种有趣的两面性：一方面它是精雕细琢的，是一种经过推敲的语言，但同时也表现出某种随性洒脱，或许有点像您现在坐在这张椅子上，您明白我的意思吗？其中有某种随意，但又不随便，有某种经过研究，但又不显得矫揉造作的东西。您会经常修改您的句子吗？
杜拉斯：您所说的随意写出的句子是很少见的；我明白您的意思。那是因为突然失去了耐心，您明白吗？我想很多作家都是这样，写出这种句子，这是一种不耐烦的文学，一种完全出自本能的文学。因此它……在原则上，它是存在的！（笑）
问：但毕竟有些章节，您还是会去修改。您会不会完全摧毁一个人物，然后从头再来，因为您意识到，他可能无法按照您脑海中突然想象的那样去生活？
杜拉斯：我放弃了一些书；但人物，不，我还从来没有放弃过。
问：他们会自主行动吗？某些作家总是告诉我们，他们任由笔下的人物行动；或者说，为了让他们活下去，您会时不时地篡改他们的命运吗？
杜拉斯：不，他们的命运都是自己掌控的。说到底这也是一种说法，如果您愿意。他们会自带细节，至于他们生活的主线，人们知道他们会走向何方！
电影是否比文学低级？
问：玛格丽特·杜拉斯女士，您选择了用文学、用电影、用戏剧来表达自我。在这三种表达方式中，哪一种跟您最贴切？
杜拉斯：是人们所说的文学。
问：说到底，您首先是小说家和诗人。
杜拉斯：是的，是的。不，总之，是小说家……一个闭门造车的人。
问：电影是否比文学低级？
杜拉斯：是的。电影更猛烈地将我推向了文学。在电影中，人们满足了看世界的需求。文学因而变得纯粹了。
问：尽管如此，人们还是不能像五十年前那样写作。
杜拉斯：显然。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扼杀巴尔扎克式对社会的刻画（它从商业的角度看依然“行得通”）。文学先于作家而存在。写下一些东西，在黄昏，在我乡下的房子里，创作一些让我感到幸福的东西……这其中有一种容易让人接受的状态……某个非常了解我、对我的内心也有所了解的人，或许可以代替我写出一些东西……一本书在出版之前，会先在我心中酝酿。作家并不完全对其创作负责。写作可以定义为一种内在的阅读行为……
一本正在写作的书会随时改变方向
杜拉斯：写作，就是让写作自行完成。也就是既知道也不知道要写什么。不相信人们知道。害怕。看到朝哪个方向走。有一些很简单的坐标。人们对自己说：“今天，我描述的女人走出房间，黄昏时回来。”但是，一旦女人出门，就应该让她完成这本书。
每天，一本正在写作的书都会改变方向。应该跟随它……说到底，我说的是我的情况！在这一点上，我确定，我完全确定写作就是通过那个出现在书桌前的人而自行完成的，他只是书的到访者。
总的来说，萨特的理论在于置身于写作之中，这个理论已经终结了。在我看来，萨特可能忽略了写作具有一个神奇的功能。不是人的冲动，而是词语对词语的冲动，意义对意义的冲动。现在人们知道这一点了。但是之后，我向后退。我成为了读者。我成了我的读者。在这一点上，萨特说得对：作家应该是自己的第一个读者。在这个时候，我要么走老路，要么重新开始。
写作或许是一种酷刑
问：您心怀发现年轻作家的希望吗？
杜拉斯：是的。啊！这妙不可言！想想原生态文学吧！这很惊人；只有百分之十的写作者能出版作品。伽利玛出版社每年能收到一万份手稿。能出版的不足两百。被拒绝的作品会丢进仓库，付之一炬。应该建立图书馆收藏它们的。1789年第三等级的请愿书……
问：您会鼓励年轻人吗？还是说您会劝他们放弃？
杜拉斯：我很少鼓励。这确实是最次的职业。这让人痛苦、让人烦恼，侵占生活中其他东西的位置。某种幸福的位置！至于促使人们写作的欲望，可以征服它，把它用在其他地方，用在夫妻间的日常生活。可以发疯，旅游，变成疯子。为什么不发疯呢？写作或许是一种酷刑，一旦开始便无法脱身。
杜拉斯在片场
我们所有作家，都是内心阴影的残缺者、缝补者
问：写作的理由数也数不完。我们不再谈论心理学了，还是谈谈魔法吧。书被视为一种魔力，一种施加于外部未知世界的权力。例如：您是怀着让人一见钟情的希望开始写作的吗？与一位读者建立某种特殊的交流？期待某位陌生人对一本书做出唯一可能的准确回答，因为这个回答在您看来难以想象而更期待得到？
杜拉斯：怎么可能不写作？这是我们所有人都会不假思索立马给出的答案。
对于“写什么？”这个问题，没有人能替别人回答。每个人只能替自己回答。对我来说，我的见解就是：我发现作家和非作家的区别在于创作流程的最后一个阶段：实施阶段。我看到所有人都在写作。不写作的人也在写。
人的写作功能是一种天赋，就像其他天赋一样，而写作者与非写作者的区别仅仅在于系统地挖掘这一天赋阶段。同样的，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成为电工。因此，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潜在的电工。因而有两种行为：职业行为和非职业行为。
我发现在每个人身上，从经历的现实到再创造的现实的转换，都拥有明显的写作功能的所有特征。我发现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完全投入的先导人格，它在坚持不懈地完成将我们所说的经验融入我们的滞后人格这一任务。我发现这个先导人格在进行创造性工作，除非付诸实践，否则无法将其与另一个区分开来。
在我看来，问题并不在于赞成或否认经历的事件，将其归为己有或予以拒绝的意识。而在于一种行动范围更宽广的后意识，一种特殊的功能，一旦意识将这一事件归为己有，就会理解它，安顿它，将其融入内在的多元性——融入“内心世界”。虽然意识的获得与经历的生活是同时进行的，但写作功能却是后来才启动的。对这一历史功能而言，为了使经历的生活主观化（或者客观化，这两个术语在这里同样有效），修改它、歪曲它，直至使其屈从于自我历史必要的要求，必须有一段严格的时间差。意识，是进入的大门，是事件与自我相遇之地。一旦进入大门，事件与自我的焊接就在后意识或写作（或叙事，或人们想要的一切）区域进行，铸成每个人至关重要的“合金”。
我的先导人格，我的作家人格在讲述我的生活，我是我生活的读者。它根据今天的经历修改了昨天的经历，它分门别类，结束一些章节，同时开启其他章节，使其悬而未决，同时等待明天发生的事情，等等。对于它作为历史学家的作品，我的先导人格沿着与职业历史学家相反的方向完成了它，在光天化日之下。它有专属目的。需要通过歪曲，使得事件变得可以让我忍受，为了我而变得可以忍受，能够与我内心的人群、与我的事件重合。就像为机体供给营养或排毒的淋巴，是可以躲过所有分析的。
我看到人们在写自己，因此他是自身的历史学家。这个先导人格在我所说的内心阴影区域发挥作用。自我的档案馆位于那里，那里正在平行开辟道路，被我的作家人格机器吸引的人群从那里经过。我遇到了您，我看着您，我跟您说话，我离开您。然后：她遇到了他，她看着他，她跟他说话，她离开他。然后：发生了什么？最后：因为与我有关的原因发生了这些。在我的内心阴影里我在煽动自己，在我的写作区域里，我读到发生了这些。
尽管不是专业人士，我还是拿起笔和纸，进行转换的转换。在做这个的时候，我在做什么？通过传输无差别的、均等的语言，我试着翻译不可翻译的，把难以读懂的变成能读懂的。因此，我放弃了内心阴影的完整性，它平衡了我经历的生活，抵消了我经历的生活和我重温的生活。我去除了内心的整体性，对于应该在内部进行的，我在外部进行。在最好的情况下，我去除了内心的阴影。我有一种幻觉，我在创造秩序的时候把人数变少了，我在点亮内心世界的时候隐去了一些角落。
要么把内心世界全照亮，这样人就疯了。疯子们是从外部对经历的生活进行转化的。明亮的光穿透了他们，赶走了内心的阴影，替代了它。只有疯子才会彻底地写作。
要么，在绝对自由的情况下，人们会在“仿佛”的前提下那样做，仿佛把经历过的生活转换为文字不需要改变内心阴影的等级，不需要耗尽自己身上不写作的潜能。要相信这一点，而且必须要相信，在我看来，人们并不比作家或其他任何人更弄不懂，也就是说每个人都跟作家只有毫厘之差。
任何人都比作家更神秘。罪行比一本书更令人印象深刻。爱情比一本书更令人印象深刻。疯狂就是令人印象深刻的本身。
我们所有作家，或好或坏，都是内心阴影的残缺者，内心阴影的缝补者。
要么我们知道这一点，那么或许可以自称为作家。要么不知道这一点，那么我们是谁？要么我们知道，表明我们与非作家区分开来的差异是可耻的，严格说来，并不比那些没有抵挡住袒露自我的诱惑的人更值得崇拜，那么，我们是谁？如果人们不知道写作的蓄水池绝对是一样的，无论是自己的还是他人的，我们难道不是最虚伪的作家？
内心阴影的天性本身会让人知道这一点：它是一种共通的天赋。如果不知道这一点，这是因为人们拒绝将它视为共通的天赋，然后绕过它。绕过之后，内心阴影把自己禁锢起来，死在了自我的棺材中。我们知道他们中很多人有这种棺材，其中大部分是作家。我说的是那些会欺骗其他非作家的人，在他们身上有天性和道路的差别。因此，也恰好是那些最容易受伤、最虚弱、最容易与内心阴影隔绝的人。
谈女性写作
问：对于女人，您曾声称她们比男人“了解”的东西更多。这种了解从何而来？是否与她们的沉默有关？
杜拉斯：与她们过去恪守的沉默有关，是的，也许吧。不过你在这儿说的，我都明白。
问：您指的是她们了解？
杜拉斯：她们了解。这很可怕，我对你说的这些。完全是决定性的。我确信我们了解他们所不了解的事。他们知道可他们不了解。英语里知道和了解是同一个词，而不是两个。
问：或许受压迫的一方总是比压迫者了解得多，因为他们既要知道他们被排除在外却又赖以为生的统治阶层，还要知道别的，他们自己的世界。受压迫的人了解得更多，不是吗？
杜拉斯：是更多。你的话的确道出了某些事实，但我认为还不够。对我来说这是个巨大的谜，多年来我总是不断抗拒，现在却被迫看清楚这点。女人的某些认识男人完全无法体会。不过这认识还在空想阶段。可能仅仅是一种进化的表现。现在对女人也许正是时候，让这种认识得到了解，得到——你知道，就是这样，仅此而已。不过我还是想原谅男人。
问：就个体而言，是的，当然了。
杜拉斯：男人创造的文学千篇一律。唯一的不同是女性文学。
问：提到“女性文学”，您是想说女人书写的文学？
杜拉斯：是的，男人说的话都一样。无论是政府的、部门的，所有你想得到的、理论的、权威的、大学的——到处是男性的亦步亦趋。他们没法选择别的路。就好像运动机能失调。他们再也不能向右转，不能向左转，只能跟随前人的脚步。而我们女人呢，我们不在那条路上。
问：那条路禁止我们涉足。
杜拉斯：就是这样。
问：于是我们另辟蹊径。
杜拉斯：对。这里边有风险，因为很多女作家有模仿男性的倾向。总之，有某种风险。要么女性将不复存在，如果她们只是满足于取代男性的话。可我认为——从我个人的经验来看——我认为这种男性化的倾向虽然非常危险，却不会异化我们。我想，我想，我不能完全肯定，但我衷心希望事实是这样。你看，我嘛，我本来可以当一名教师，当然了，随便哪一科，数学老师也行，哲学老师也行，法语老师也行。我可能成为一名律师，一位女政客，瞧，什么都行。可我没有。不。我不愿意。这些带给我的快乐都不及置身于……写作的丛林，那种野蛮状态带给我的快乐。一直以来，它就在那里，任何事都不能替代。至于现在，作家有可能是女性。我从电视上看到：最畅销的书都是女性写的。这很有可能……也许从中会产生一种新鲜感，你知道，新意。
（文章节选自中信出版集团《1962-1991 私人文学史》）
小雅的每期赠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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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期开奖：恭喜 鲁慢 获得《鸢尾花》一本。
《人鼠之间》
[美]约翰·斯坦贝克 著
冯涛 译
雅众文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
《人鼠之间》是一部极具象征意味的寓言，讲述了人类生而孤独的生存状况，无论如何卑微仍旧充满理想的精神，以及美好的理想终遭破灭的现实。凭借这部作品，斯坦贝克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本书还收入作家另一部中篇杰作《珍珠》。两部小说风格各异，又一脉相承，堪称“双璧”。
主理人: 方雨辰
执行编辑: 柠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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